8868体育官方网站外贸公司做内贸，或者外贸公司内贸化，我觉得不是一个太确切的提法。这会被误度读为内贸怎么做，外贸也怎么做。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全球产业链中间有一段叫做流通链。生产出来了，从生产者到最终消费者之间的一段流通过程叫做流通链，或者叫流通渠道、或者叫销售渠道。当代分工不但产业链越来越长，一个产品从设计到研制、开发，产业链越来越长，而且流通渠道或者销售渠道也越来越长。可以说，当代商业社会，几乎没有一家厂商可以不去分工协作，依靠自己的力量覆盖整个流通渠道。因此，必须有扬长避短和分工。
外贸公司的优势是什么？我认为就在进口和出口的环节上面。如果不用外贸公司的这些特长，一味强调外贸公司内贸化的话，外贸公司大有“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情况。
那么确切的提法是什么？如果承认全球商业链、流通链太长需要分工，应当提倡外贸公司、内贸公司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联手做贸易。那么，外贸公司、内贸公司如何联手呢？
我们以消费品的出口为例，来看看内外贸公司应当怎么样分工协作联手做贸易。从商品跨出国境线之后，如何去国外市场打交道、如何建立培植管理并开拓好自己的销售渠道，应当是外贸公司比内贸公司更有优势去做的事情。而内贸公司的特长可能在商品生产出来以后跨出国境线之前的一段流通过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外贸公司并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到自己有特长的地方，这点下面还要详细分析。
我们再看进口。外贸公司的所长同样在国境线之外，它们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什么东西。外贸公司了解国外市场、具备客户网络、把握谈判机会、善于规避风险。而内贸公司的所长可能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渠道上。
总之，我的观点是内外贸公司应该根据自己的优势进行分工：在出口问题上外贸公司应当重点去拓展国外的销售渠道，去占领销售渠道的下游；在进口问题上外贸公司应当重点参与进口环节上的工作，去占领销售渠道的上游。内外贸公司要根据各自的优势有分工，而不是你做什么我也做什么。
今天我们的这个销售渠道，到国际线上嘎然而止，没有延伸出去。我们外贸公司做的是内贸公司也可以去做的这一段上游渠道，而下游渠道则拱手相让给国外的销售商。由于坐失了国外渠道的增值机会，因此今天不少外贸公司抱怨出口赚不到钱。为什么？你大批量地卖给了人家，后面的国外渠道这一段，你没有去做，当然赚不到钱。出口要赚钱，有两个因素：品牌和渠道。你没有好的品牌，你渠道又让人家去占领，如何能赚到钱呢？
典型事例是广交会。我可能要对广交会提出一些批评，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报纸上面对广交会提出批评。广交会举办已经105届了，上世纪50年代，我们商品出不去，怎么办？就在离香港最近的一个城市广州搞一个交易会。这个广交会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好的销售模式，我们解决了我们的出口问题，赚到了当时非常紧缺的外汇。然后习惯成自然，路径变依赖。50多年过去了，广交会的交易模式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越来越强化。这种强化有什么问题呢？
首先，广交会是一种思想僵化的路径依赖。我们好好的商品，在广交会上只能非常便宜地卖给老外。有没有更好的销售机会呢？如果你能够大胆到国外市场去开拓，你一定能够发现更好的销售机会！为什么参加广交会的外商把他们从我们这里采购去的商品怎么样再转卖不对我们说呢？
其次，广交会造成了我方被动的摆摊格局。在广交会上同类商品集聚一起，有利于外商的压级压价，不利于我方价格同盟的坚持。老外一来，货比三家，一个客人，大家都抢。
再次，广交会助长偷懒的坐商作风。我们的出口公司以为出口就是坐在家里摆摊头，忘记了出口更主要的工作是到国外市场去开辟销售渠道8868体育，是去做个行商。
最后，广交会使得我们的出口商坐失渠道的增值机会。像上面提到过的那样，把艰难的销售渠道的建立管理和开拓拱手让给了外商，同时也把这段下游渠道的增值机会让给了外商。
可以说，广交会是一种解决出口创汇的交易模式，不是一种解决出口创利的模式。反广交会之道行之的对策措施是：把外贸公司赶到国外市场上面做生意，把它赶出国，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参展。
再来谈外贸公司的进口，当前的进口大有可为。我认为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贸易顺差太多，出口降了，进口也降了，但是进口降得更多。为了消化这些贸易顺差，大量进口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进出口贸易业务整个流程繁琐、复杂，其中包括业务的商讨、合同的签订、货物的交接、费用结算等，风险的发生率也会相应提高，它既可能发生于业务流程链之外，也可能存在于业务流程链之中。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风险可能发生。
1.1合同风险在进出口贸易中，贸易合同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它影响全局的发展，贯穿于整个进出口业务的过程中，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
1.2市场风险使外贸企业受损失的另一种风险是市场风险，市场风险会受到各国地理环境、人文因素、时事政治和经济多种因素的影响。
1.3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既包括合同项下的信用风险，也包括结算时因银行信用及商业信用造成的风险。
2.1提高进出口贸易风险防范意识要想在进出口贸易中更好的避免上述的各种风险，首先是要从进出口从业人员身上入手，提高从业人员的进出口贸易风险防范意、识风险管理能力等。进出口贸易工作人员需要对国际贸易专业知识、进出口贸易的各个环节熟练掌握，提高风险分析、风险提取等业务素质。
2.2审慎研究合同的签订与执行，规避合同风险在进出口贸易中合同风险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所以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作为双方的合同签订人员，一定要认真的审核合同的先关规定，不要在任何一个不明确的条件下签订合同，要认真的理清合同的任何一个规定所代表的意思，尽量避免因合同的模糊和漏洞而给对方以欺诈的可能。
2.3建立自己的信息情报系统，降低市场风险现代社会网络发达，各类信息可借助于网络快速、便捷获取，但是网络信息渠道多变、种类繁多，有关信息的权威性、时效性并非完全可信，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都有可能导致外贸企业做出错误的决策。企业可以建立自己的信息情报系统，时刻关注与此相关的时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动向，以及消费者增加的新需求和产品的供需状况，对这些情况加以调查、研究，预测可能导致的风险事件，让企业能尽早展开套期保值等业务来中和市场风险。
2.4完善信用管理体系，弱化信用风险通过逐步的建立规范的企业内部的管理以及企业外部相关客户的规范来减少因为规范不合格而遭受的欺诈导致损失的行为。在世界的进出口贸易中我们会遇到形形的贸易企业，但是要想在贸易中起的胜利，首先就要有个规范的操作来取得好的客户，有个规范的内部操作能够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整个操作过程没有漏洞。外贸企业可根据具体贸易业务情况来降低信用部门造成的收汇风险，其中包括出口信用、出口保理业务、银行保兑业务等方式。
2.5及时投保，防范运输风险可以通过对于风险的预测和在运输船上做必要的风险防范，对于运输船只和运输的货物进行相应的保险投保是最重要的。在进出口贸易中，运输货物多数有以下几个特征：运输程序复杂、环节众多、运输路途远、运输时间长，在货物运输的过程中风险事件发生频率较高。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运输货物的投保问题一定要得到重视，及时做出决策。如果保险由进口方负责，那么出口方应将货物装运时间告知进口方。如果出口方被委托投保，那么进出口双方应尽早沟通，将投保的险种、范围、费用等问题确定下来，避免发生风险事件后两方推卸责任。
从亚当.斯密提出“剩余产品出路”的学说以来，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都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方面的主要贡献包括：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E.哈根等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来探讨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1]。
李京文(1996)[2]通过经济增长模型的实证分析，指出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彭福伟(1999)[3]发现净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较弱。陈家勤(1999)[4]认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杨全发(1999)[5]对巴(Balassa)[6]建立的模型带入我国数据进行检验，认为出口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刘晓鹏(2001)[7]认为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较弱。Lawrence(2000)[8]在部门的层次上检验了日本1964～1985年和韩国1963～1983年的进口和产业政策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发现进口是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Onnolly(2005)[9]用75个国1965-1990年的专利数据来代表这些国家的模仿与创新，量化了高科技产品进口对进口国(发展中国家)模仿与创新的溢出效应，来自发达国家的外来技术对进口国单位资本GDP增长的贡献大于其国内的创新。Lawrence(1999)[8]在美国对20世纪80年代100多个制造业产业中国际竞争力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进口竞争刺激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Wang和Xu(2000)[10]考察了工业化国家间通过资本品贸易和外商投资而产生的R8D溢出效应。
以上研究成果在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时因忽略了相关重要变量而使得检验和经济解释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跨国(地区)的截面数据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OLS回归分析方法要求所使用的数据是平稳的，如果用OLS回归分析方法分析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关系，则容易出现伪回归现象[11]，另外，已有的研究假设所选的国家具有共同的经济结构和相似的生产技术，这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对于所研究变量的定义和时期的选取也会影响经验结论等。上述对于单个国家(地区)时间序列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实证模型中信息集的选取的差异；模型滞后期选择的差异；模型方法及检验统计量选择的差异。例如，进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往往是经历一定的时滞，若忽略这一因素而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就会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基于上述考虑，笔者通过分析进口、出口和经济增长三者的协整关系，并进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深入地探讨了进口和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采用出口总额(EX)、进口总额(IM)来反映对外贸易状况，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经济增长。本文依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从1985年至2005年的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以1985年为基期的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折算出1985年为基期的国内实际生产总值。为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分别对上述三个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其对应序列记为LEX、LIM和LGDP。1．对GDP、出口和进口对数序列的ADF检验中，包含了位移项（intercept）和趋势顶(trend)，因为从图1中可以看出，这二个序列都包含一定的位移和趋势，如果不考虑位移和趋势就可能产生错误的单位根判断；而对差分序列的ADF检验中，则既不包含移位顶，也不包含趋势顶，因为图2显示这二个序列都不包含位移和趋势。
2.*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GDP、出口和进口的对数序列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均小于在10%显著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不能通过ADF检验，这三个序列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8868体育。而这三个差分序列的ADF统计量绝对值均大于在5%显著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序列。GDP、出口和进口的对数序列是一阶平稳序列，因此可以进一步检验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性。
本文采用使用Johansen极大拟然估计法检验经差分修正后的平稳序列LEX、LIM和LGDP。Johansen方法建立的VAR模型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所以采用AIC准则来确定最佳滞后期。在滞后期数确定之后，再对协整中是否具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进行验证，然后再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12]。在5%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出口、进口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根据Granger定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一定存在误差修正模型(ECM)。因此，可以使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第一步，先建立长期关系模型，即对水平变量(ordinaryvariable)进行OLS估计，其方程如下：
从进出口总额与GDP之间的长期关系来看，GDP对出口的弹性为0.623，而对进口的弹性为0.0497，出口比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影响，而且进口项的系数未能通过t检验，即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第二步，建立短期动态关系，即误差修正模型。将长期关系模型中的各变量以1阶差分的形式重新构造，井将长期关系模型所产生的残差序列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在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中，对短期动态关系逐个进行检验，不显著的项逐渐剔除掉，直到找出最适当的表达式。笔者用EC表示长期关系方程(1)中的残差，通过试验，得到两个比较适当的表示短期动态关系的误差修正方程方程(2)和方程(3)。
这两个方程中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方程(2)说明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我国的GDP和出口、进口序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进口比出口对GDP的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进口项和出口项系数的大小上，而且也表现在进口项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而出口项的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才通过检验。由于DLGDP、DLEX和DLIM本身就是增长率的含义，因此，进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47%，出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25%，而上年度GDP、出口和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229的比率对本年的GDP增长率做出修正。
方程(3)是在进一步剔除了不太显著的出口项后得到的误差修正模型。它表示在短期内不考虑出口对GDP的影响时，进口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进口项的系数说明进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63%，而上年度GDP、出口和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217的比率对本年的GDP增长率做出修正。
Granger(1987)[13]指出，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则这些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方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要么滞后差分项的系数联合检验(一般用F检验)显著，因而存在短期因果关系，或者误差纠正项系数显著而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因此，在确定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后，就可以构造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互调整速率及短期互动影响井观察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表3为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对表3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表3第一列数据分析各变量对GDP增长的短期影响及长期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进口对GDP的影响仅在两个时滞后在10﹪的水平上对GDP有正向影响，可能是因为进口相对减少了内需。另一方面进口的增加将会淘汰落后厂商，所以起初进口的增加对产出增长有负向作用，但两个时滞后，进口的机械设备或原料会提高生产效率或加工后的产品销往国外赚取附加值，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4]。我国长期以来所实施的进口政策是鼓励生产性资本品的进口而限制消费品的进口，在我国的进口中包括了大量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以及我国短缺的原材料，这无疑也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各变量均通过长期均衡关系来影响GDP的增长，每年LGDP的实际值与均衡值的偏差的约6.6﹪被纠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黄国祥(1999)[15]和贾金思(1998)[16]的观点。
(2)总产出对进出口影响不显著，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战略仍处于外延式、粗放型增长阶段[17]，出口以价格竞争为主，未能有效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增加值，从而影响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现阶段我国实行的不断提高制成品出口比例的出口导向贸易战略仍然是停留在粗放型、数量型的增长上，还未能实现有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及附加值的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2]。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t检验统计量，EC为反映短期对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纠正项。
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0﹪显著水平上，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经济增长不是出口的原因；经济增长与进口之间以及出口与进口之间都不存在因果关系。
通过协整检验分析，得出的结果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要比出口的促进作用小得多，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说相吻合。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一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从短期贡献和长期贡献两个角度来分析。从短期来看，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三个因素。但是，如果从长期供给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大类。要素供给投入的增加包括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包括产业结构优化、规模经济、制度创新、知识进展等等，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反映了一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一，经济增长集约化的程度.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而这些因素都与进口和利用外资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出口和进口都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进口小得多，而且出口项系数不能通过5%显著水平的统计检验。这说明就短期动态关系而言，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进口来实现的。就当前情况而言，扩大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但要在扩大出口的同时尽可能的保持进口的同步增长，要尽量保持进出口平衡，因为我国现阶段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出口导向型，进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仍然相当大。
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我国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较弱，主要是因为传统上我国出口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依赖对闲置资源的利用。我国正逐步放弃传统出口增长的贸易战略，我国的初级产品出口基本上是符合市场调节机制的。我国的出口增长是可以获得贸易利益，并可为剩余资源找出路，故而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的制成品出口主要还集中于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以便发挥我国劳力和资源的优势，在国际上，这必然会面临劳动力和资源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的有力的竞争，致使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根据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出口迅速发展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同时能够扩大就业，缓解就业压力。
从中长期来看，为了发挥出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应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加强附加值高的产品的出口，是贸易出口尽快实现从劳动力和资源为主的粗放型向质量和技术为主的集约型的出口方式的转变，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周宝廉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17-51.
[2]李京文.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J]。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1996,(12):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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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晓鹏.我国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从增长率看外贸对经济的促进作用[J].当代经济科学，2001,23(3):43-48.
[14]郭友群，周国霞.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06,(2):42-45.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袭席卷了全球，对全球经济贸易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稳定性。随着国际金融贸易市场中的不断变化，人民币汇率处于一个逐渐升值的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我国进口贸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出口贸易的发展。当前贸易形势在给我国进出口贸易带来挑战的同时，也给我国进出口贸易带来了机遇，如何处理好进出口贸易中面临的挑战、把握好机遇，对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目前来看，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给欧美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对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给欧美国家的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一状况改变了欧美国家人民的消费观念。金融危机到来之后，一些欧美人民开始逐渐的积攒积蓄，这就导致欧美等一些国家的消费水平处于一个逐渐降低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形势，虽然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影响呈现着一种逐渐消退的景象，但是这还不足以使欧美国家的消费水平得到迅速的提升，反而欧美国家消费水平所显示出来的是一种非常缓慢的上升速度，严重的影响了国际金融贸易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仍处于一个低迷的阶段，但是也逐渐的开始呈现复苏的状态。
欧美地区中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制造业，主要的原因是金融危机给服务业与金融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短时间之内还没有办法进行快速、有效的恢复，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这一转变，严重的影响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欧美国家还加大了对外贸易中的一系列关税。
就当前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元在国际汇率市场中处于一个持续贬值的状态，这就导致我国人民币处于一个不断升值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我国出口贸易中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存在的价格优势，极大的降低了我国在出口贸易中的经济收入。针对这一现实情况，人民币汇率不断的上升，国外各个地区中的资金大量的涌入中国经济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美元的贬值，我国在美国这一方面的出口贸易的局势也就越来越复杂，目前我国出口贸易中企业的产品还是主要以价格为优势，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这一种出口贸易局面中对出口贸易额的增长有很大的阻碍作用，使我国出口贸易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势。
主要贸易国，是我国对外出口贸易中主要的经济来往者，直接影响着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经济收入，主要贸易国的消费需求关系着我国出口贸易的局势，如果消费需求大，那么我国出口贸易中的产品就能够有一个广阔的市场作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国的出口贸易，如果主要贸易国中的消费需求低，则会严重的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中贸易额的上涨，导致我国出口贸易额大幅度的降低。
就目前来看，我国出口贸易中的产品，高新技术产品非常的稀缺，出口贸易产品的品牌效应也非常的低，在国外经济市场中主要是以价格优势为核心竞争力，但是也很容易受到国外金融市场环境中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根据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在加工贸易这一方面呈现着不稳定的状态，而普通贸易所受到的影响要远远低于加工贸易，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出口贸易中所占份额非常的少，这就致使我国出口贸易产品的竞争力出现严重不足的现象。
我国是一个贸易出口的大国，在进口这一方面主要以一些稀缺能源为主，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下，我国在进口贸易中的处于一个被动、不利的地位，一些能源资源大国由于自身经济的缓慢发展，在贸易中提升产品的价格，这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成本对进口贸易进行支撑，不仅影响了进口贸易额的下降，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政府、企业在财政方面的负担。
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中，要坚持“走出去”这一战略方针，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政府要针对进出口贸易的实际情况，对相关的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对一些新的国际贸易项目进行扩展，参与到国际市场的分工中去，合理的利用一些国际资源，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避开各个国家中存在的贸易壁垒，将进出口贸易中的被动局面转变为主动的局面。
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下，我国可以对内部经济市场中的资源进行合理的优化配置，将一些出口贸易中的产品在内部经济市场中进行销售，一些外贸企业可以将贸易目标转向满足国内经济市场需求，满足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还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拉动我国内需。
进出口贸易中的外贸企业，应当加强在服务与技术这两个方面的创新，提升出口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在服务这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升出口贸易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政府要完善进出口贸易体系，对进出口贸易进行宏观调控，确保外贸企业基本的经济利益。
就目前来看，我国人民币的汇率正处于一个不断上升的阶段，造成一些国家中的热钱不断的涌向我国，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经济市场的稳定性8868体育，增大了我国经济市场中的风险，面对这一实际情况要制定一系列合理的应对方案，提升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稳定性，切实解决进出口贸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对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商业交往愈来愈多，信用证作为国际贸易最主要的结算方式也得到了更为普遍的使用。然而信用证并不是非常完美的，由于信用证结算下的进出口商、各银行等相关人在贸易的过程中以信用证条目为根本，以卖方交付的单据为核心，并且信用证项下卖方提交的单据和真实发运的货品相分离，所以信用证项下各方人员可能会遭到更复杂的风险。国际贸易的当事人通常位于不同的国家，货款的接收要牵涉到各个国家的法律和国际惯例，交易的环节愈来愈多，可能遭遇的损失也不断增多。此外，国际上到现在依然没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公约，只能用国内法和国际惯例，《跟单信用证统一管理》来约束。所以，信用证结算在促进商业发展的同时，其自身也是存在风险的。应该怎样预防风险，降低风险带来的危害就成了国际性的研究内容。
在进口商和出口商都确认由信用证付款后，受益人在装运前必须认真审核条款，防范陷阱条款，降低由于信用证支付形成的经济损失。
卖方应选取最优的贸易术语，特别是要充分考虑不同的贸易术语与付款方式的组合的风险或是不利的状况，做到风险最小化。在国际贸易中，海洋运输已经成为重要的运输方式，所以在信用证所需的单据中，进口方通常要去海运提单。一些出口商将1/3原始提单直接发送给进口商，这是绝对不可行的，对出口国而言有极大的风险。所以，在平时单据制作方面，进出口公司必须小心谨慎，察觉有任何问题或是风险条款，必须要求开证申请人对信用证做出修正。在审查信用证时要细致严格地对每项条款进行审查，要谨慎对待没有把握完成或有完成难度的条款，要确保进口方答应修正信用证，一直到各项条约都可以全部做到，力争做到不修改信用证就不发货，防止将来陷人被动。具体情况如下：协定信用证货物一定要经过进口方签字确认合格之后出具有关单据后才能生效。
通常进出口公司实际运作中总是会遇到信用证中要求买卖双方出示有关的质量检验证书，应该衡量是不是具有难度，但凡有任何难度或对公司不适的条件都应尽量规避，商议修改或帮助删掉，这样才能确保公司的权益。
基于出口操作流程的复杂性与繁复性，贸易风险屡出不断。特别是对于进出口公司贸易操作中发生的风险，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增强从业人员的能力和素质，精准无误地制做单子的重要性。进出口公司应从下列几个方面来增强业务职员的能力和素质。
企业职工的水平和素质，直接作用于进出口贸易企业的前景和命运，一个专业的业务员能够避免和防止信用证业务的危害，因此有能力和有水平的业务运营人员是出口贸易公司的重要力量，应该大力引进。业务员必须不停地学习国际贸易基础知识，既要懂得理论知识，也要有实战经验，并在不断提高经验的基础上，学习国际贸易方面的相关理论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水平和素质，并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伴随国际贸易的不断壮大，应当加大对业务人员的培养，持续研究新形势，就新发生的问题进行概括，并定时号召相关业务员对国济贸易有关理论的学习，包含货物运输、商品检查。在国际经贸的大潮中崭露锋芒，因此对进出口公司来说，必须要培养专业精干务实的团队，仔细检查信用证条款，认真识别“软条款”，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沉重的负担，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培育专业人才，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全面提升业务员的整体贸易知识和实践经验。在国际经贸的大潮中崭露锋芒，因此对公司来说，必须要培养专业精干务实的团队，仔细检查信用证条款，认真识别“软条款”，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沉重的负担，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信用证和汇付方式相结合，指的是一部分货款采取信用证方式结算，另一部分货款采取汇付方式结算。在现实的出口买卖过程中，汇付大都采取电汇的付款方式，这种付款方式对卖方较为有利。最常用的付款方式是百分之三十的汇款作为预付款，剩余百分之七十使用即期信用证付款，若买方资信较好或是有着长时间合作的客户，可以根据情况决定余款使用远期信用证支付。
信用证和托收方式相组合，即一部分的货款使用信用证结算方式，另一部分货款采用托收结算方式支付。这种组合方式，对于买方来说，能够降低开立信用证的保证金和银行的支出费用，有助于资金流转。
汇付和银行保函或信用证相组合，通常是指一部分钱款采取汇付的付款方式，剩余部分钱款采取信用证或银行保函的方式付款。此种方式大多有助于大型的机械设备或交货周期长的货品交易。为了降低卖方的损失，常常要求进口商以汇付的方式预先支付部分钱款为定金，剩余部分采取即期或者远期信用证结算，此外需要银行保函来担保。
在现实的国际贸易操作过程中，除去上述几种最常用的信用证和其他结算方式相结合的付款组合之外，仍有许多其他类型的交叉组合付款方法，在对外贸易中为了避免和降低风险，至于应当选取何种组合方式，要视实际情形而定。
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独特的要素组合优势，中国建立了“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并创造了贸易增长的奇迹。但是，此种带有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发展模式在推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愈加明显，特别是持续的贸易顺差不仅使我国遭遇到空间严峻的贸易摩擦，同时严重制约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影响到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在我国进出口贸易愈加失衡的状态下，通过更大规模的进口以实现长期内国际收支的均衡，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一个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而注重进口，一个关键内容即在于如何利用进口贸易这一物化型技术扩散渠道间接分享贸易伙伴国R&D的成果。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展开述评，以期对我国如何开展进口贸易有更深的认识。
自Schumpeter（1912）开创性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永动机”以后，技术创新理论及与之相应的技术扩散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与此同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得益于本国的R&D投入，同时本国的R&D活动也可以通过对外贸易、FDI、劳务输出、信息交流以及人口迁移等多种途径将本国的R&D成果间接传播到他国，贡献于他国的经济增长（Keller，2001）。早期学者对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现象描述与分类上。Arrow（1962）最早基于外部性的视角解释了技术溢出效应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其基础上，Findlay（1978）用“传染理论”来描述了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溢出现象，并指出越是开放国家其了解国际市场产品与技术信息的可能性越大，从而从他国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Mansfield & Wagner（1981）则将国际间技术溢出按“同级转移”和“纵深转移”的方向将其划分为水平型技术溢出与垂直型技术溢出，而wilkin（1988）根据技术溢出效果进一步将国际间技术溢出区分为了“简单型技术转移”和“吸收型技术转移”两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内生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构建了一个分析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全新框架。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R&D投入、人力资本、“干中学”等各种内生因素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因此，发展对外贸易如果能有效刺激一国的技术创新活动，或者国外R&D活动能通过贸易渠道间接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则其便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与全球经济增长》（1991）一书中，Grossman & Helpman首次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研究了开放经济中技术变动、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通过存在水平差异与垂直差异中间品贸易以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机理：一方面，种类更多的中间贸易品能有效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效率，同时进口国也不必对新中间贸易品支付额外的费用；另一方面，更为专业化的中间贸易品的进口会刺激进口国的学习和模仿，开发出同类甚至更具竞争力的相似产品。
在Grossman & Helpman研究的基础上，诸多学者进一步研究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与条件问题。Romer（1992）、Barro（1995）等人认为更加开放的国家具有更强的接受新思想、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在Chuang（1998）建立的关于贸易引致技术学习与模仿进而促进贸易国经济增长收敛的追赶模型中，学习效应的产生与强弱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出口与进口两大技术学习来源的相互作用以及贸易品的特征与属性，二是决定可获技术的贸易伙伴国技术发展水平；Vamvakids（1999）等学者重点探讨了机械设备等资本品进口对于促进一国学习新技术的理论机制，并利用跨国数据证实了贸易开放度与制造业占GDP比重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endrick（2000）则进一步认为劳动者技能与资本品中隐含技术进步存在互补关系，通过使用具有更高技术水平的资本品可以增进工人的工作技能。归纳起来，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机制在于：一国可以通过进口贸易接触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与发明，并在相应学习与模仿的过程中增强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本国技术进步的速度。
当然，也有学者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如Stokey（1991）就认为，一国产业的成长必须经历自身知识积累与规模经济的过程，鼓励进口、国际竞争的过早放开都将阻碍这一进程的实现，从而导致一国只能生产初级产品。而在Young（1991）的研究中，先进国家的技术进步是以强化后进国家的低技术生产模式为前提的，自由贸易会阻碍后进国家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并将其锁定于低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除非南北差异比较小，否则南方国家在封闭情况下反而能获得更快发展”。
内生增长理论对于技术进步的强调以及众多学者的理论分析，为后来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进口贸易能有效刺激贸易国技术进步的观点。
已有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一般都通过比较TFP（全要素生产率）对国外R&D的弹性来获得，Coe & Helpman（1995）对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Coe & Helpman在Grossman & Helpman “创新驱动”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进口国国内R&D存量、贸易国双边进口比重加权的出口国R&D为自变量，以TFP水平为因变量的经济模型（简称CH模型），首次从实证角度估算了出口国R&D对进口国TFP的影响。通过对相关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其一，进口国TFP的增长不仅依赖于本国的R&D投入，贸易伙伴国的R&D投入也与之存在密切正相关关系；其二，越是开放国家（进口贸易额所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外国R&D投入对其国内TFP影响越强烈，因此小国较之于大国，贸易伙伴国R&D对其TFP影响更加明显。Coe & Haffmaister（1997）进一步在CH模型中加入了自变量“中等教育水平”，并以机械设备占贸易总额比例加权得到贸易伙伴国的R&D存量，分析了南北贸易中的R&D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南方国家TFP的提高与北方国家R&D投入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而得出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进口贸易分享发达国家R&D成果的结论。
Coe 、Helpman & Haffmaister三人的研究为后来相关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采用进口份额以及资本品占进口份额的比例对出口国R&D加权也成为研究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普遍做法。后续的研究主要是对CH模型的完善与改进，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在对CH模型因变量的选择上，以Sjoholm（1996）和Engelbrecht（1997）的研究最具代表性。Sjoholm将专利引用作为重要指标引入CH模型，并通过研究瑞典企业对于外国专利的引用情况，发现进口贸易对于专利引用具备强解释力，从而证实了进口贸易作为一国技术进步渠道的论断。Engelbrecht则在对CH模型的改造中，将人力资本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到模型之中，研究发现虽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最终估计值较之于CH模型有所下降，但贸易伙伴国R&D投入对进口国TFP的影响仍然显著。
而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则从总量分析拓展到了行业分析以及其他方面。Lee（1999）利用加拿大和美国产业部门数据分析了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进口贸易对于加拿大所有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均具有贡献作用。Eaton & Kortum（2001）认为，不仅一国TFP水平提高与资本品进口密切相关，同时其差异与进口资本品价格从而与贸易壁垒也密切相关。在他们的实证分析中，TFP差异的四分之一要归结于资本品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的一半又要归结于贸易壁垒。Lee（2001）进一步将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分解为种类效应与数量效应，并通过对13个OECD国家行业数据的分析得出两大结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中种类效应要强于数量效应；在贸易与FDI 两大技术进步渠道中，与贸易相关的R&D溢出居于主导地位。
在对CH模型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发现贸易伙伴国R&D加权权重的处理对于实证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处理方法的差异可能导致结论的完全相反，因此对贸易伙伴国R&D加权权重的合理构造，成为实证分析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问题的重点之一。
Keller（1998）首先对CH模型关于贸易伙伴国R&D的权重处理方法提出了质疑，并进一步采用随机生成贸易伙伴国进口份额权重的方法对CH模型的结论进行了重新验证，结果发现采用这一方法仍会有正的技术进步效应产生，即CH模型不能说明通过进口贸易渠道，出口国R&D投入能对进口国TFP产生显著影响。Coe（1999）在对Ke11er质疑的回应中，认为其方法并不能真正体现随机性，同时在其提出的“真正意义上”的随机进口份额实证分析中，发现CH模型的结论仍然正确。
Lichtenberg & Lapotterie（1998）指出，CH模型存在权重与指数问题两大缺陷。他们认为，采用进口额乘以贸易伙伴国R&D密度表示的国外R&D对本国的影响，比CH模型中采用的用双边贸易份额乘以贸易伙伴国R&D存量表示的国外R&D对本国的影响，更能降低总和数据的敏感性，因而更能反映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简称LP方法）。而采用LP方法的验证结果表明，CH模型高估了进口贸易对进口国TFP的影响，但采用两种方法得出的最终结论一致。
Hejazi & safarian（1999）采用同时考虑贸易份额与FDI对外国R&D存量进行加权的方法重新研究了CH模型，结果发现较之于CH模型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估计值，FDI技术溢出效应系数估计值更高，从而得出FDI技术进步效应可能弱化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
Falvey、Foster & Greenaway（2002）按照技术与知识在接收国是公共物品还是私有物品的假设，对外国R&D加权权数进行了重新构造。在此基础上，他们采用6种方法计算了外国R&D存量，并利用52个发展中国家与5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技术与知识是私有物品还是公共物品的性质对于接收国而言十分重要，若溢出技术为公共产品，则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尽管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普遍证实，但通过对学者们研究的对比，不同国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也较为显著。Sjoholm（1999）、Griffithetal（2000）、Jorge （2002）和Francisco（2002）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导致差异产生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技术差距，一般认为技术差距越小，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越是明显，而较大的技术差距会阻碍进口国的学习与追赶；第二是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基础、技术知识积累、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贸易开放度有利于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第三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可以直接地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同时人力资本积累也可增强吸收技术溢出的能力；第四是地理距离，商品贸易量与贸易国间的地理距离成反向关系，因此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在地理距离作用下也呈现出地区化特征。总体而言，可以将这些因素概括统称为“吸收能力”。
长期以来，受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的影响，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以及出口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而相关进口贸易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传播以及进口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以及作用机理与影响因素上。
方希桦（2004）等使用1978——2000年我国与“七国集团”的相关数据，采用CH模型的基本方法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通过进口贸易途径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国内R&D投入对我国TFP的提升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黄先海、张云帆（2005）通过将外资依存比例引入CH模型，从而得到了一个包括进口贸易、外向型FDI与内向型FDI三种技术溢出途径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模型。在实证分析中，他们进一步将中国的进口贸易伙伴国分为先进工业国和亚洲国家两类，并利用进口比例与其它相关数据，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国别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与FDI对我国TFP提升都具有显著效应，其中FDI所产生效应略大；进口贸易与FDI对于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均小于国内R&D投入的影响；在不考虑FDI因素的情况下，通过进口先进工业国产品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要大于从亚洲国家的进口。
李平、钱利（2005）综合考虑了进口贸易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采用LP方法对进口贸易对我国东、中、西部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都具有正向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大，而FDI却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具有负向影响。
喻美辞、喻春娇（2006）在运用LP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人力资本要素加入其计量分析模型，在采用G-7国家和我国相关数据的分析结果中，无论是国外R&D还是国内R&D都能有效促进我国TFP的提高。
朱钟棣、李小平（2006）采用Falvey、Faster和Greenaway计算国外R&D资本存量的6种方法，并运用我国32个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行业分析，结果显示进口贸易是促进我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之一。
李平（1999）在对技术进步的途径进行归纳与总结的基础上，认为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吸收能力与其对外贸易的规模、模式以及收益会产生互动效应，技术创新与技术吸收既是对外贸易的前提，也是对外贸易的结果。
岳昌君（2000）、孙兆刚（2005）等学者指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机制主要由干中学、示范、传染、竞争四个组成部分构成；同时，他们还从进口品结构角度分析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一国在国际市场上不仅可以购买先进的最终资本品与消费品，而且还可在国际贸易分工不断细化的条件下，通过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来提升本国产品的技术含量。
郭晶（2005）则在对进出口贸易互动发展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机制问题。在其研究中，进口贸易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通过对国内稀缺资源与国外先进技术的直接引进，使出口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其二是通过进口贸易间接获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并在“干中学”过程中完成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掌握、吸收和消化，从而以较低成本完成本国的技术积累。通过进出口的相互作用机制，既可促进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协调发展，又可形成充分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机制。
从当前国内的相关文献来看，主要将人力资本作为制约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核心因素来研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黄先海（2005）等人的研究。他们认为，人力资本虽然对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却可通过强化一国的创新能力与技术溢出吸收能力间接提升一国TFP水平。而彭水军（2005）等人则综合考虑了人力资本积累、贸易开放度、技术水平差距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对一国技术吸收能力与经济产出的影响，并通过构建中间品种类扩张模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与适度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增强一国的技术吸收能力，而贸易开放度、技术差距对于TFP水平的影响则不确定。
陈涛涛（2003）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将企业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术差距作为影响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因素予以探讨，研究结果发现，当国内企业的这些能力因素与国外企业差距较小时，技术溢出能够得到有效吸收。
卢健（1998）、杜兰英（2002）、李平（2005）等更加全面地从内外部两方面分析了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发挥的限制因素。从外因来看，为了维护自身技术垄断的优势，发达国家往往通过立法、贸易壁垒等多种形式限制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致使欠发达国家无法获取行业核心技术；同时，当发达国家企业发现欠发达进口国同类生产商可能成为其潜在竞争对手时，其也会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技术的扩散或降低技术扩散的速度。而从内因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研发投入少、市场机制与知识产权等制度的不完善等限制因素，通过进口贸易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往往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无论理论还是实证研究，都普遍证实了进口贸易对于一国TFP的促进作用，而有效吸收对外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更具现实意义：在我国进出口贸易失衡愈加严重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进口贸易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并以此提高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成为我国贸易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取决于一系列条件，加强国内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是有效吸收技术溢出的关键
通过对相关文献研究的回顾，一国能否有效吸收进口贸易所产生的技术溢出，取决于贸易开放度高低、国内R&D投入、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差距、制度保障等诸多“能力因素”，而其中本国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又是重中之重。因此，必须重视以本国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为中心的一系列“能力因素”的建设，最终形成“因能力增强而取得更强能力”的良性机制。
（三）注意现代国际分工形态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避免成为发达国家全球“技术分配”的附庸
当前，由于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产生的市场需求层次的“质量差距”，我国必须通过大规模进口机械设备、高质量中间品来实现出口的顺利进行。在此种“进口引致型出口”的贸易范式下，一定要注重对行业核心技术的吸收和掌握，避免比较优势的“锁定效应”及其动态转化能力的丧失，从而避免成为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分配”掌控全球经济的附庸。
[1]岳金桂.基于进口与FDI传导机制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D].河海大学博士论文，2007.
[2]仇怡.中国基于国际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D]，2005.
[3]李小平，朱钟棣.R&D溢出和生产率增长.经济研究[J]国际贸易，2006（2）.
[4]仇怡，吴建军.对外贸易与技术扩散——一个文献综述[J].科学决策，2009（3）.